首席數據官是個什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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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時代，設置首席數據官正不斷受到企業和地方重視。

近期，廣東省廣州市、江西省南昌市、湖南省長沙市、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地陸續出臺方案，推行政府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CDO）制度，旨在加速構建數據管理體系，增強數據戰略意識，推動數據產業發展。據悉，自2021年以來，江蘇、廣東、山東、浙江等省份已發布企業首席數據官建設指南。今年7月，《四川省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指南（試行）（征求意見稿）》也完成了意見反饋。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將為企業設置首席數據官提供更多參考路徑。

在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設立首席數據官制度，統籌數據戰略實施、推動數據資源開放共享與開發利用，已成為企業和地方政府治理組織體系創新的重要舉措。

近年來，隨著我國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進數字化轉型，首席數據官正在形成一股新潮流。據了解，首席數據官并不是一個新興職位。早在2002年，美國的第一資本（Capital One）公司最先設立了首席數據官一職。“首席數據官制度已有20余年歷史，全球不少知名企業都設置了這一崗位。”電子科技大學教授佘堃表示，隨著數據資源不斷增長、數據價值不斷釋放，這一崗位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首席數據官是一個機構統籌管理數據資源的第一責任人。”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認為，首席數據官負責解決數據孤島問題，打破數據資源及開發的碎片化模式，形成整體聯動、高效協同、安全可控的數據治理強大合力，推進數據要素有序流通，激發數據要素潛力，釋放數據要素紅利。

當前，根據各地印發文件，針對地方政府和企業，首席數據官職能略有不同。

根據近日發布的《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首席數據官制度工作方案》，首席數據官是為進一步加強公共數據資源管理、開發和利用，在管理體制上設立的一個對數據戰略、內容、質量、安全、價值等進行管理的高級職位。據北京市經開區發展數字經濟工作領導小組有關負責人介紹，立足大部制改革后跨部門高效協同機制，經開區采用“首席數據官+數據專員+部門聯系人”的“三級工作制”建立起上下貫通的數據治理組織體系，由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擔任“首席數據官”，各部門信息化分管領導擔任“數據專員”，同時設立一名部門聯系人。截至目前，共有32個部門單位95人被納入首席數據官的組織架構中，將圍繞“數據決策—治理管控—業務支撐”三個維度協同發力，在打通跨部門數據匯聚共享、項目統籌規劃溝通渠道的同時，為進一步建立健全符合經開區特色的數字化工作體系奠定良好基礎。

按照此前《四川省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建設指南（試行）（征求意見稿）》給出的定義，所謂企業首席數據官是指企業從事數據生產、治理、交易和使用等管理工作的高層管理者。主要負責組織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統籌建設以數據為核心的數字化支撐體系和安全保障體系，協調開展數據產品內部需求分析和外部市場選購等，全面推進內外部數據產品在企業經營全領域的綜合應用，將數據要素隱性價值充分轉化為企業降本增效的顯性價值。簡言之，是讓企業的數據產生價值，并盡量最大化。

“從職責職能來看，政務首席數據官與企業首席數據官大同小異，但目標則有所不同。隨著數據時代的到來以及經濟數字化轉型的興起，政府對數據要素的治理開放共享也越來越重視。”在佘堃看來，政府首席數據官的設置從源頭上為數字政府建設消除“數據煙囪”，設置重點信息化項目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創新數據共享開放和開發利用模式，提高數據治理和數據運營能力，助力數字政府建設。站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數據二十條”（《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的背景下來看，企業首席數據官要考慮數據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尤其是研究當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大量數據資產后，數據要素如何參與市場化配置，進而為企業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成為重要的資產與戰略資源。四川省成都市產業數字化促進會秘書長徐震認為，企業作為數據生產、流通和使用的重要參與方，擁有海量數據資源，具備廣泛數據應用需求。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設置企業首席數據官崗位，是增強企業發展新動能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重要舉措。

當前，我國數據資產入表進程加快，數據的資產屬性日益凸顯。業內人士認為，未來政府和企業在數據資產管理和數據戰略規劃方面日益需要專業的數據支撐隊伍和數據職能部門。

普華永道發布的《2023中國首席數據官調研》提出，目前企業在數據的戰略與治理、安全與合規、生態與交易、資產與運營等相關工作領域，大多由IT、戰略、運營、總裁辦等職能部門承擔了各項數據工作的管理責任，首席數據官和數據部門并未發揮應有的主力作用，有很大改進空間。普華永道思略特中國主管合伙人單小虎表示：“隨著‘數字中國’建設步伐加快，中國首席數據官必將開始嶄露頭角，且這一趨勢在金融行業尤為明顯。與海外企業更加傾向關注數據保護不同，近一半的中國企業在年報中更傾向提及數據創新。得益于多年來以技術為重要驅動因子的業務增長內核，國內通訊、媒體與科技行業企業在利用數據驅動增長方面有更加敏銳的嗅覺和更為全面的思考和計劃，更加依賴通過管控數據的提供和分析，識別和驗證新的商機。”（中國發展改革報社記者 邵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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